多宝体育app图：香港有机资源中心总监黄焕忠表示，制订分类回收政策的同时，必须订立相关法例配合，以提高成效。\大公报记者蔡文豪摄

　　“我们楼下有回收桶，但我还没分得清，我叫妈妈下来一起分类回收。”就读小学六年级的安月热心环保，但对分类回收有些不明白：“回收桶有点乱，靠记颜色。”当她得知辛苦分了类的垃圾，原来都被“混埋一齐”统一送去堆填区时，她非常失望。

　　香港有机资源中心主任黄焕忠对《大公报》表示，20年来香港环保教育做了不少，但没有达到预期效果。他认为，环保重教育，从学生抓起，而且不能空对空、离地，要有实践、体验；减少垃圾、分类回收更要从源头做起。他建议政府简化垃圾分类措施，做好配套多宝体育app，包括设立垃圾分类法例。“单靠垃圾征费不足够，要与分类回收法例一齐开展，软硬兼顾，才有好效果。”\大公报记者 苑向芹、苏荣、伍轩沛

　　安月家住深水埗区，楼下就有一般垃圾回收桶和厨余回收桶。不过谈及这些回收桶，她说没有什么感觉，因为回收桶要记住什么垃圾对应什么颜色（投放），容易混淆。另外，她对大厦楼下的厨余回收桶也有意见，她说从来没见有人用过，形同虚设。她指妈妈曾试过将厨余放入回收桶，却遭回收工人责骂。

　　“啊，好不容易才分好类的废物，原来都是白费功夫？”安月母女不敢相信分类回收没回收的事实，感到十分失望。“妈咪话原来啲分类垃圾最后都放回垃圾袋一齐丢了，那为什么还要大家特地下去分类放呢？否则直接在家扔进垃圾桶就好了。”

　　安月说，自己在学校接触过很多环保知识，惟都停留在理论层面，她很想去堆填区、回收机构等地实地参观，了解自己将垃圾分类后，这些垃圾的去向究竟如何。

　　香港有机资源中心主任黄焕忠表示，在环保教育层面，20年来政府和学校都已用尽各种方法去做环保教育了，例如日常各种渠道的宣传等。不过，他认为亲身体验环节是环保教育体系中需要加强的地方，这样才能让市民、学生亲眼目睹和感受香港废物问题，以及地球资源的缺乏。

　　对于目前香港分类回收的困局，黄焕忠认为一是教育上要得法，从学校教育开始做起，做有效的教育，讲方法；二是政策上要配套，设立分类回收的法例，违者罚款，而且监管要到位。

　　在具体操作上，黄焕忠认为，首先要利民、便民，“你叫每一个市民清清楚楚记得每一项回收物品下的细项，不切实际。好多人记不了就不记了。”

　　大公报记者翻查资料发现，现在分类回收举例塑胶一类，原来塑胶玩具、胶拖鞋并不属于塑胶回收物品，而看似与塑胶无关的碳粉盒、光碟则属于塑胶回收物品，这样的分类做法，要市民都清楚记住，确有难度。

　　分类回收不仅是政府的事，涉及社会各方面，包括市民的配合。大公报记者28日走访尖沙咀海傍和深水埗球场的回收箱，发现现时市民的分类回收做得不理想，例如在回收纸张的箱内发现胶袋，塑胶的回收箱内有木棒，玻璃樽回收桶又有胶樽，而堆填的箱内又有回收物。

　　“所以不要搞三色、四色，可以借鉴内地的做法，直接把垃圾分为‘可回收’和‘不可回收’两类。”黄焕忠指，可回收垃圾一般都是干垃圾，以纸罐樽为主，并不难记，当然初期回收处也可写明相关标识，供市民辨别参考。黄焕忠说，如果想分得更详细，还可以将厨余垃圾和有毒垃圾分出来。

　　有市民反映要将回收物品清洗好再丢弃觉得好麻烦，黄焕忠表示理解：“坦白讲，我在街上饮完饮料，你叫我点洗啊？”他指出，根据一些国家的做法，街边的垃圾回收并不要求清洗干净再放到回收桶，因为街边垃圾理论上是一日回收一次，清洗工作由回收后的相关机构负责。不过，黄焕忠建议，政府可以鼓励大家尽量将胶樽内的液体喝完再扔，一来关乎卫生问题，二来胶樽内有水也不便运送。

　　至于住宅附近的回收桶，黄焕忠表示，国外的做法一般是每周回收一次，如果不清洗胶樽的话则会发臭，而且住宅有条件去清洗胶樽。政府还是要鼓励市民，提高他们的清洗意识。

　　“光光是这些还不够。”黄焕忠说，分类回收政策需要有法例支撑。“香港的回收率其实只有30%，但台北市的废物回收率就达到65%，比我们多一倍。”黄焕忠指，原因之一就是有相关法例，包括垃圾收费，亦都包括垃圾分类。“垃圾分类在台北是有法例可依的，不分类丢垃圾是要罚款的，是违法的。”

　　他认为，明年4月的全港垃圾收费是“行咗第一步”，接下来应出台相关分类回收政策和法例，多管齐下，走出环保困局。